詹宏志談楊德昌的「都會感性」

王昀燕──────1980年代你寫了幾本書,都跟趨勢有關,楊德昌的電影也是很跟著時代的變動在走,你從他八、九O年代的這些電影,有看到裡頭呈現出來的哪些現象,可能是你當時也特別關切的嗎?


詹宏志──────我不覺得有什麼可以對照的地方。楊德昌是一個比較有都會感性的人,侯孝賢就不是。侯孝賢的sensibility是比較草根的,他對社會底層的人特別敏感,體會也深,對他們的語言、身段是熟悉的;可是楊德昌是台灣很少數的創作者,有能力對付像知識份子這樣的角色,或者都市裡有點失落的專業人士,像建築師,或是社會結構底下人的那種情境。楊德昌的影片雖然反映了一些意見,但能不能說他對這個社會有什麼未來型的vision?我覺得並不是。相對的,我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社會力的分析,推估這些力量如果持續下去,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。但楊德昌並不是做這件事的人,而是這些事都已經發生了,在人身上產生什麼影響?人變得如此空洞、扭曲,感情變得不可溝通,這是他對現代生活的敏感。這在華人創作圈裡很少見。他的語言是那麼的都會性,而且把他的東西放到全世界最前端的都會都通的,他可以在台北看出這樣的東西,這是他獨一無二的地方。


王昀燕──────你在《城市觀察》一書中分析「台北的日本接觸」時,指出女性和青少年是整個社會變動的敏感指標:「如果你看到女性有了新的嚮往,那就是社會要往那個方向走的先聲;如果你發現青少年在想別的事,千萬別以為他將來會後悔,不會的,現在的社會消化不了他們,他們現在所想的,就是以後君臨這個國家的基本方向。」楊德昌電影中不斷盤問社會變動對個人造成的影響,女性和青少年屢屢成為他關切的對象,與你此文所言不謀而合。他八O年代的幾部作品,如《指望》、《海灘的一天》、《青梅竹馬》、《恐怖份子》等片,盡皆描繪了現代女性的成長啟蒙,及事業上的企圖與出眾;九O年代拍的三部片,從《牯嶺街》、《獨立時代》到《麻將》,則充分顯現他對青、少年世界的關注。


詹宏志──────成人男性是第一個得到重要的社會權力的人,女性和小孩都沒有位置,所以一個社會逐漸變成我們今天看到的這種當代性的過程,最大的變動都來自於女性、青年或少年,跟他們的權力取得有關。所以要看社會的變化,看這兩部分變化比較重要,因為成年男性並沒有什麼轉變,只是慢慢失勢而已。

我是用社會的力量來解釋,這種描述是沒有血肉的,是一個理論型、鋼架型的分析,但楊德昌不是,一般都認為楊德昌很理性,其實不是,他具有很獨特的sensibility,是一個很新很新的感性。社會上已經走到這裡,不過我們多數人的感性都還停在昨天,就像侯孝賢真的是一個很典型農業時代的感性,並未隨著年紀和時代一起走到當代來。儘管侯孝賢一直覺得他對年輕人或女性有一個insight,但當他呈現出來時,你會覺得他所呈現的是某一個他所感知的individual。楊德昌不是,看起來是一個individual,可是仔細一想,又是一個concept,而且那個concept是有解釋能力的,有辦法解釋我們當下所見的社會。


─────節錄自《再見楊德昌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