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智言:活在台灣新電影裡

推薦序

活在台灣新電影裡


文|易智言(導演)


《再見楊德昌》前後讀了兩遍,原本以為必能整理出一篇頭尾通順的推薦序,但數次嘗試皆告失敗,主因是多年來對台灣新電影累積了錯綜複雜的感情,一篇文章無法梳理,也無法承擔。

自己在國外參加影展時,歐美記者最常問到,台灣新電影對我們這些後起導演在創作上的影響。其實出國留學念電影研究所之前,在台北看的最後一部電影是《在那河畔青草青》,台灣新電影尚未展開。而畢業回台後,《悲情城市》已經在威尼斯得金獅獎,台灣新電影早已成熟蛻變,展開下一階段的新目標。時間空間,讓我和台灣新電影擦肩而過,在電影養成教育上似有若無。

1988年,在UCLA電影研究所第五年,系所Melnitz Hall的影院,一晚安排放映侯孝賢導演的《戀戀風塵》。在當年的美國要看到台灣電影膠片放映,機會非常少,於是慎重其事和幾位同學相約前往。兩三百人的戲院,整場鴉雀無聲,瀰漫著觀看藝術電影該當有的專注與節制。戲散時美國同學秉持美國的開朗,連聲稱讚後離開。唯獨一位來自魁北克的加拿大同學和我一路穿過夜深的校園,久久無法交談。突然他問我,侯孝賢已經這麼棒了,你來美國學什麼電影?我沉默半晌回他,艾騰伊格言(Atom Egoyan)也不差,你又來美國學什麼電影?從此我和他在美國補齊侯孝賢導演的電影,不是台灣新電影,只是侯孝賢導演的電影。

1994年,在台北中央電影公司,開始籌備第一部劇情長片,公司指派與內部攝影師楊渭漢合作。但因為自己缺乏台灣拍片經驗,更不熟悉剛由助理升格師傅的楊渭漢風格,於是要求中影放映他之前的攝影作品以做功課,他們選擇楊德昌導演的《青梅竹馬》。看完電影,對於攝影沒有太多想法,反而追起了楊德昌導演所有的作品,就連甫下片的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也翻出來重看。當時自己的論述,這些關於現代都會中產的電影,捨棄同時期中國第五代導演慣用的古老東方異國情調,就能走出台灣和歐洲觀眾平起平坐探討生命哲學,這根本是台灣從開發中變成已開發的一個重要表徵。就算之後《獨立時代》或《麻將》的評論偶有雜音,但這是和歐洲人拿著他們擅長的武器對打,叫他們來唱歌仔戲試看看。

1983年,在青島東路的電影圖書館,館長徐立功得知我即將出國學電影,他鼓勵我學成之後回台灣一起拍電影。九O年代初期,他轉任中影製片部經理,於是詢問我可否到企畫組上班。我的位置在真善美大樓六樓轉角靠窗,使用之前小野的辦公桌。小野離職時辦公桌沒有清理乾淨,抽屜內遺忘了好幾本台灣新電影時期想拍但未拍的劇本。《小俠藍領巾》扉頁上屬名吳念真,是關於平凡的高中生,夜晚繫上藍領巾變身為神采飛揚行俠仗義的超級英雄。《帶我去吧,月光》是關於外省夫妻母女的糾纏,劇本並未屬名,但讀來溫柔犀利。《再見楊德昌》書中證實作者是朱天文,且她日後發表了同名小說。在電影聚會場合,幾次巧遇朱天文,記憶中都提及《帶我去吧,月光》,當時曾經衝動想問她是否同意由我來拍攝,但終未啟口。這些劇本,是台灣新電影的隱藏版。

2007年聖誕節,接到之前加拿大魁北克同學的問候信,信中表示他在學中文,也陸續看完數量遠遠超過我的台灣新電影。但我說,他學的是中文,我卻活在中文裡,他看的是電影,我卻活在台灣新電影裡。他嘆息稱對,seeing 與 being肯定還是有差別。或許台灣新電影對我的創作影響,無法用寫實美學,庶民觀點,素人演員,標準鏡頭,長拍鏡頭,或畫外音畫外空間充分說明,最接近的感覺應該就是《再見楊德昌》這本書呈現的錯綜複雜的感情。

非常推薦《再見楊德昌》,這不僅是關於楊德昌導演的訪問紀錄,這不只是關於台灣新電影的口述歷史,這是先一代人對於走過或未曾走過之路的回眸,這更是後一代人尋找未來繼起方向的藍圖,而這就是生活。逝者為生者之師,由衷地感謝,即便只是似有若無地擦身而過。